王石：有多少责任，就有多少委屈

1月23日晚，水立方，67岁的企业家王石面对3000名听众，做了一场长达三小时的演讲，演讲的主题叫“回归未来”，过程之中王石一度泪流满面。

人生的至暗时刻并非宝万之争，而是……

去年，历时2年半的宝万之争尘埃落定，深圳地铁通过收购华润和恒大手中的万科股份，实现29.38%的持股，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和“白衣骑士”；6月21日，王石正式卸下万科董事长一职。

有人认为，过去这两年里，对王石而言是非常至暗的时刻，但王石说：“不算是。”下面摘自他的演讲。

就我个人经历来讲，包括在80年代，我经历的至暗时刻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。我就说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我的一个冲击。

就一个帖子，大概内容两点：第一，200万我认为是合适的；第二，要求提示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块钱。

就两点我就成了历史罪人。原来曾经在中国有影响力，有名望的著名企业家，而且登上珠峰的这人，突然就被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。我追求的伟大的企业，在道德伦理上一定要有制高点的，但是现在说“你虽然物理高度登上了珠穆朗玛峰，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”。

恰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争论的问题，到今天也继续有争论，我们今天不从错对来说，对于我讲，那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刻。

第一我感到非常孤立，第二完全是我个人带来的。

比如说大家提到了过去的两年“万宝之争”，我说那是对我的品牌来的，对我的公司来的，对万科公司文化来的，我们的团队，我们在捍卫万科的文化。万科的文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，本身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呼应的，尽管资本市场不这样看，他认为应该是资本来说话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为捍卫万科的文化在战斗。

但是回忆几年前的汶川地震，因为我一个人的言论引发的冲击。我也是人，我不是圣人，突然被网民，被主流否定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痛苦的。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群情激愤，因为我个人言论，使公司信用受到很大冲击。但是我认为我没有错，我的痛苦就在于我的信念认为我没有错。但是整个言论认为你不但是错了，还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，因为你很吝啬，突然在形象上我成为一个吝啬的人。

我是吝啬的人吗？我是吗？我不认为我是。但是问题在这儿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位置，我感到非常孤立，非常无援，感到自己非常软弱。

这个时候有人劝我，“王总，你现在必须辞职，而且离开这个国家。你制造这个事件大家多少年回头看会重新审视。”但我不能为了将来如何评价而离开，我辞职不会因为这个理由。

我对辞职做了准备。准备什么呢？如果我的言论影响了万科的股价，投资者受损失我会辞职；如果消费者拒绝买万科的房子，万科销售受影响我会辞职；如果万科的员工觉得董事长错了，他们罢工集体辞职，有那样的情况我说他们不用辞职，我辞职。只要这三种情况不会发生，我不会辞职，但是心里是非常痛苦的。熬过那段时间是非常难的，但是熬过来了。

来源：新京报记者王嘉宁/摄

这里想和我们在座的来分享四点，就是我怎么过来的：

第一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。

甚至我就准备肉体上被消灭，当然我不能坐以待毙。你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还准备接受，你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

第二，还要保持乐观的态度。

谁知道十天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，谁知道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。

第三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
你尽力了，你失败了你不会后悔，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反过来讲，如果没有尽力，是你心存侥幸最后失败了，你会后悔，为什么当时你不再努力一下。

我们不是有个话叫“往往胜利在最后一下的坚持努力当中”，所以一定要坚持努力。

第四，如何面对最困难时刻的经历，会成为你的财富。

这是今天晚上我特别分享的。我相信褚厂长和下面我们会请出褚厂长的夫人马大姐，他们最有资格讲这个，如何把苦难的经历变成财富。

我们再说我们要谈的例子，就是汶川地震，对你的财富是什么？我总结，我虽然那年是57岁，但有人说我像个青涩的苹果，还是很不成熟，对很多事情认识的很幼稚，这里不是说反讽的话。

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，我说了不是错对，但是引起社会负面强烈反应的话，影响公司品牌，影响股东对股票价值判断，我个人还是认为没有错，但是你应该对万科负责，就应该采取紧急措施。不要把你个人的情感、个人的诉求和企业等同起来。

像这样总结出了感悟，我觉得它成了我的财富。当我们意识到我个人的影响力比我想象的大的时候，当我的公司对社会影响力比想象大的时候，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，更多的责任，更多的忍受委屈。

谈放下：主动放下，才是对你的考验

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，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，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。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，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，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。

但是我决定辞职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，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。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。我觉得，一个现在企业的建立更多的来讲是制度的建立。需要的是团队，是品牌，而不是个人的魅力。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，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，但反过来讲，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。

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什么：

第一，选择了行业多元化，选择了房地产。

第二，建立一个制度，建立企业制度。

第三，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。

第四，是品牌。

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，一切都非常平静，我睡觉非常平稳，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。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，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。我说人呢？照正常来讲，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，让我签字，可是冷冷清清。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。

这是一个终极问题：对许多企业家来说，不是企业离不开你，而是你离不开企业——因为你没有了自我，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。

其实，对每个企业家来说，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。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，最终你要放下，但这是被动的。主动放下，才是对你的考验。

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“放下”，不是我不想放下，是公司离不开我的，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。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。如何改变你的路径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，我相信我做到了。

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想放下还不行，你就是克服了权力欲还不行，你一定要给你自己再开辟一个新天地，到社会上开辟一个你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99年之后更多的开始到社会上去做公益，到社会上去做慈善，到户外去做我个人儿时实现不了的梦想，去登山，去飞伞，去帆船，去赛艇，去做这些事情。

人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要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

图片来源：i黑马

褚厂长（褚时建）他的人生经历至暗时刻。从监狱出来之后，73岁带着老伴到哀牢山去创业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景，戴着一个草帽，圆领衫，开着口的，正在和一个民工讨价还价，就是修水泵，人家要80块钱，他给人家还价60块钱。你会发觉这么一个曾经叱嗟风云，一年税利300亿的烟厂大王，在山头上跟修水泵讨价还价。我就问他种的成苗什么时候能够挂果？他告诉我六年，去的时候是2004年，再去的时候已经是2010年了，他就90岁了。

所以他这样一个状态，这样一个大起大落，曾经是那样的辉煌，又那么遭难的，他却是这样的告诉我80岁之后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，我就非常的感慨，对我是非常有启发。

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，而是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，这就是我在褚时建老先生身上所感受到的。

谈创业：是一场生死战

▲图片来源：王石微博

我是从32岁开始创业的。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发创业，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。1983年，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。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，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，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，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，我白天带他们干活，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，讲数学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给他们上完课，光着膀子在记帐，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，但还是很愉快。

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赚钱赚到三十多万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，鸡饲料有致癌素。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，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，玉米也没人要了，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，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。我赚的30万赔进去，还净赔40万。我当时谁都没告诉，回到大连将大连、天津、青岛，玉米库存一扫而光，但是我首先讲货到一百天付款。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，想运运不出去，所以就同意了。

我为什么订这些货？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，我就赌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，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，就我有。当然这个逻辑没有错，问题在时间。因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，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，打沉了我有保险。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，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，所以宁愿希望船沉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香港的《大公报》、《信报》给了一条信息，香港要吃鸡了。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，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。

多年之后回顾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？

作为一个创业家，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有的是想象力，敢闯、不拘束，当然也有赌博心理，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。

之后你会发现，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，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。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。创业初期往往遇到“赌博”的成分，你要有胆识，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，“赌”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。

谈公益：不是施与受，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

2003年，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。我想，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，心里带着一丝丝“给予者”的优越感。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，叫久美，他纯真、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•波切利。

在之后的交谈中，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。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，笑着说，“叔叔，您是个好人！”那个刹那，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。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，却是那么的自信，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、积极。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。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。

所谓慈善、公益，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，不仅仅是给钱给物，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。

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新京报记者王嘉宁/摄

2004年，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，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。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，大熊猫研究的大腕，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、搞研究。在机场，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，希望我带到极点去。此外还有一封信，信的大意：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，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，与环境保护、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，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。

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。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，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，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，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。我是个明白人，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：你是一个公众人物，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！

“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！”从此，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，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。“探险有极，公益无限”，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，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，南极，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；珠峰，零垃圾登顶等等……

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，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，则让我受益良多。

2004年6月，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，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，但是参与之后，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，为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治理沙尘暴，那么热烈的讨论，那么的富有激情。虽然有地域、文化、性格的差异，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。

可以说，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。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，学会了包容。那么多企业家，都是老板，谁做谁的主？开会得有规则，决策要讲民主，在这里，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。还有，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，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，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。

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，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，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。

在持续的成长中，王石说，他有四件成长法宝与大家分享：

1、坚定的愿景

2、适度的运动（包括无氧运动）

3、健康的饮食

4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

不要成为没文化的运动人，也不要成为不运动的文化人。企业家、运动者、文化者，王石似乎都心向往之。他自由来去于企业、登山、读书之间，人们看到的是那份潇洒、舍得，却鲜有人真正体会到这背后他的坚韧、彷徨、奋斗和执着。

67岁的王石，在2018年开始学习体育项目蹦床。蹦床曾是跳水、体操运动的辅助训练，后来成为奥林匹克的金牌项目。他说，进入第三个人生阶段，人体的柔韧、身体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。